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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崇山村鼠疫亲历者王菊莲留下来的口述材料，我们得知：在那场鼠疫中，14岁的她和母亲活了下来。她们在田垄上用晒谷子的席子搭起来的“房子”里住了3年。冬天的风像刀割一样，落的雨把人浇透，母女俩抱着缩在一起。为了继续生活下去，原本从不出门的母亲出门种田，因为在封建年代裹了小脚，王菊莲的母亲站不稳，只能跪在地里用双手刨，踩水车时也是双膝跪着“踩”。被烧的房子一直没有盖起来，母亲在祠堂的一间小屋里住到去世。

　　王焕斌是崇山村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的发起者。他读过书，走出了崇山村，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过，后来在江苏省一家单位工作至退休。他看到报纸上刊登的一名学者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战争受害者可以向日本政府索赔。那段埋藏起来的记忆被激活——王焕斌家的房子烧没了，他的妻子是义乌北门人，家里5口人死于细菌战中，31间房屋被烧毁；王达读完中学后参加了中国人民，后来从卫生防疫站离休后，对侵华日军细菌战崇山鼠疫流行受害情况进行摸底调查，形成了相对科学和专业的调查报告；中学毕业，到军队当过侦查员，后来做了一辈子农民的王锦悌手绘了细菌战袭击前整个村庄的平面图，这成为呈交日本法庭的重要证据之一……